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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
那是一个不太久远的年代。中午12点，放学的孩子们在拼命往家奔，奔什么？听每天中午收音机里播的评书。其实他们用不着那么急。走在路上，家家户户收音机传出的评书声已经到处都可以听到了。
如今，中午时分走到街上，偶尔也可以飘过来一声田连元的念白或是连丽如一串“叮玲玲咔嚓嚓”象声词渲染，但那只能是从出租车里传出的。每天中午忠实地把收音机调到评书频道的听众，大概只剩下出租车司机们了。坐在出租车里的乘客，这时往往也会跟着听上一两段。没什么不好听的，听起来还是蛮有趣的。但是，为什么平常就想不起来听它了呢？
傅彪改行：评书在突围中沦陷
10月26日，第四届中国曲艺节在北京拉开大幕，这是中国传统的曲艺在新世纪首次集体亮相舞台。对于许多人而言，翻开节目单就如同打开记忆的闸门，众多已经蒙了一层灰尘的传统艺术映入眼帘：评书评话、相声、数来宝、苏州弹词、四川清音、上海说唱、京韵大鼓……
这是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一次集体发力。这样的机会非常珍贵，因为显而易见，传统曲艺正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就如同产生了手枪之后，武士阶层就开始默默地在枪声中消失一样，古老的传统艺术也开始在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渐渐老去。
今年8月，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推销单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MP3版，搞了一场评书商业秀，结果引来了400人抢购和更多人的围观。那天单田芳听到最多的话是“我是听着您的评书长大的。”然而困扰制作者和销售者的问题却是，像MP3这样的软件消费以青年人为主，评书的听众却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不拥有电脑或其他播放MP3的工具。
评书似乎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禁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北京著名的评书艺人田占义的两个徒弟都已经改行，其中一个就是最近几年迅速走红的演员傅彪。“傅彪跟我学了五年多的评书，后来还是走进了影视圈。”田占义与傅彪的师徒感情非常之好，傅彪现在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恩师，但显然他已经远离了评书。著名的评书艺术家田连元更是直言不讳：“很多人给我写信要学评书，我告诉他们干这个太苦了，太清贫，别学这个了！”
这是评书圈里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著名评书大师连阔如之女连丽如面对这种现象感慨万千：“我们这拨出了名的说书人基本上都有子女，但是没有一个在学评书的。”她认为评书的断层“不只断了一代，简直太让人痛心了”。
事实上，只有一个因素在决定这些传统的生死存亡，那就是大众的需要。“观众需要它就活，观众抛弃，它就只有死。”连丽如如是说。
“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
“卫福喜：……挣不上买三个杂和面饼子的钱，我干吗卖力气呢？我疯啦？
“邹福远：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这是老舍著名话剧《茶馆》里的一段经典对白，剧中这对说评书的师兄弟在牢骚中爆发了对于当时评书命运的担忧以及不满。
今天，竟是如此惊人地与历史相似，在许多评书艺人和评迷们之中，这种情绪又一次深深地流露出来。
评书这东西，没有偶然成功的可能，都是从小苦练苦熬出来的，这与当今的流行文化不同，它从来没有暴发户。在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看来，评书是形式最简单而内涵最深奥的东西，“就一个人站在一张桌前说事儿，谁都能，但是说好就是难于上青天。”
刚刚从美国演出回来的连派评书的传人连丽如，对于学评书之难记忆犹新：从17岁开始学书的她，一开始就是“口传心授”，没有什么文字，“靠的就是脑子”。令同行叫绝的是连丽如对《三国》的熟稔，她能够全文背诵曹植的《铜雀台赋》，在与记者对谈中，她将三国的书情书理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全是他父亲连阔如的亲传。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艺人的探书之深，传书之严。
事实上，许多传世评书都是几代人的心血。著名扬州评话世家王少堂三代人都研究武松在《水浒》中的那十回，被称为《武十回》，精雕细刻达到极致，一招一式都是经过很多人很多年的积累和发挥。 “传统的说书先生一般都只说非常少的书，他们追求的就是艺术上的精进。但是在今天，这种执着是罕见的。”田连元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汤景寿教授开玩笑说：旧时的评书艺人是打出来的，稍晚一辈是骂出来的，而现在只能哄了。“哄谁呢？现在的年轻人？”汤意味深长地说。
名家着火评书受冷
今年5月份，应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高等学府及华人社团的邀请，连丽如赴美登台献艺。在洛杉矶这个美国娱乐业的心脏，连丽如的表演让观众们久久不肯离去。
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感到太多的兴奋，加州桑特芭芭拉大学遇笑容（音译）教授告诉她，没有想到竟然在美国看到连的表演，当他在中国时，找一个听书的地方都难，更别说现场听到名家说书了。
连丽如认为，目前评书后继乏人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书馆的消失。在她的记忆中，传统的说书人都是在书馆里成长起来的。深有同感的刘兰芳也认为评书就是书馆艺术，没有书馆就没有评书。观众在书馆中培养，新人在书馆中练艺成长，评书在不同书馆的竞争中争奇斗艳共同繁荣。但是，“原来这种适于评书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文革以及后来的商业大潮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连丽如说。就京城而言，目前只有在大栅栏的两家茶馆可以现场听书了。过去书馆都是成片出现的，就如同今天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建立在说书技艺的比拼上。“只有说得最好的生意才最好。”连丽如回忆说。
虽然没有了书馆，可眼下评书大师们却一个比一个忙——他们都在忙着录评书节目。在这个年事已高的圈子里，十一期间几乎没有人休息，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录书。事实上，越是接近评书这个并不大的圈子，就越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大师们的“火”和评书艺术的“冷”。单田方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萧建路拿出了自己的长远规划：“在单老72岁封刀之前，我们还准备每年再录几部书。”一个有趣的构想是，让单田芳到欧洲实地去说二战史，“资料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资金还在筹。”
但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空虚红火。大师们心里最看重的还是书馆。“要是开书馆，我能说过一个曲艺团。”连丽如说。但是当被问到对于评书明天的看法时，她却开始沉默。
“事实上，祸根就埋在20年前，当评书最火的时候，评书已经开始衰落。”田战义直言不讳。同样，连丽如也认为，广播也好，电视也好，传媒虽然使得评书的传播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却最终害了评书。首当其冲的就是传媒对评书任意的阉割，评书被随意地安排在各种晚会的边角地里；评书的自暴自弃是在不被尊重的环境里开始的。
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危机是，评书如同摇滚，是一门极为强调现场的艺术，但是今天的新人已经只能在广播电视中学书了。
“评书还会活着，但它会越来越差。”这是连丽如在接受采访后得出的悲观结论。
商业大兵拯救评书？
这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古老行当。在评书圈中，有两派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拯救评书。一派以连丽如等人为代表，他们希望恢复书馆，以传统的方式来复兴评书；另一派以单田芳为代表，这位圈中公认最富商业精神的说书人已经将自己的很多部书做成了录像带、电台专用带和电视剧。他要走出一条商业化的拯救评书之路。
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始做电视评书。公司总经理萧建路当时雄心勃勃，在两年之内拍成了《隋唐演义》、《百年风云》、《大明英列》、《白眉大侠》等一千多集的电视评书。“这些足够在全国的电视台播三年。”萧建路说。
但是，他能决定的是拍多少书，却决定不了评书的价格。这一千多集的评书花去了500多万元的成本，平均每集5000元，发行的价格竟然每集只有区区160块钱。让他不能理解的是，电视台根本就不重视评书，几乎都在垃圾时间播放。这样低价卖出的评书还很难拉到跟片广告，电视评书就更难以为继。后来他又投资将评书拍成电视剧，但是在港台武打片的冲击下，纷纷折本。这样公司的经营很快陷入了困境，1997年时一度关门歇业。“要不是喜欢评书，我早干别的了。”萧说。现在，他们的评书几乎以免费的价格进入全国各地的许多电台，但前提是这些评书的节目广告归他们。这样才“不亏不赚，勉强凑合”。
让“商业大兵”来拯救评书，看来也还只是个美好梦想。如果恢复书馆现在做不到，商业手段看来也不大灵光，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拯救评书？有人说，可以让评书返回乡镇，重新进入到现场中，获得活力；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节庆聚会的时候，请个评书艺人来献艺？这不是又助了兴，又扶持了评书，一举两得？实际上，已经有人在电台中用说评书的方式来说广告。也有人在设想，把评书加上节奏，不就是中国版的“RAP”说唱吗？说不准真能吸引今天的年轻人？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也是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记忆中，评书曾是那样地兴盛。当年在《中国文化报》评出的20世纪中国十大娱乐事件中，她的《岳飞传》与费城交响乐、卡拉OK、样板戏同样的富有深意和影响。然而，当年听评书的听众们虽然还健在，他们的孩子们却已把评书视作古董了。是评书退步太快了？还是社会变化太快了？ ■
田连元：“评书不会死”
本刊记者/王晨波
田连元，第一位将评书引入电视的表演艺术家。1985年他的评书联播《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试播成功，此后他的名字便和电视评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田从五六岁时就开始接触评书，他记得当年跟父亲去书馆，父亲在台上说书，他就在书桌下听书，听到兴奋处就总想伸出头看，但是只要他一伸头，父亲就打他一扇子，让他老老实实不许动。弹指一挥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新闻周刊：许多人是听着评书长大的，但是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评书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沦为边缘的娱乐形式。
田连元：沉沉浮浮是评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先说说评书在当代历史上经过的几个阶段：解放前后，评书最初走进了广播，当时以天津艺人陈志和的《聊斋》为代表的古典评书兴起；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掀起了说新书的高潮，袁阔成先生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赤胆忠心》，李鑫荃的《红岩》，这些人的新评书拥有了大量的听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评书作为“四旧”之列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陷入停顿；文革后，刘兰芳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新闻周刊：那么您眼中中国评书艺术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田连元：很显然，万人空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很自然的。
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评书已经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他们认为这是一门衰老的艺术。
田连元：我不同意，我就经常收到中小学生、大学生的信，评书一直是广播里收听率最高的节目。评书有它固定的受众群，我认为评书的受众群本身就是稳定的，它不像现在许多如摇滚、电子音乐那么闹，非常适合心静的观众。
新闻周刊：面对国内外流行艺术的巨大冲击，评书能否守住自己的阵脚？
田连元：评书具有不可取代性，这门艺术主要是通过一个人、一人多角的方式讲述故事，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 “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自己的哈姆雷特”，每个人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自己的历史人物形象，评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充分的发挥想象的空间。
新闻周刊：任何一门艺术都要在继承与创新中求得发展，但是今天评书似乎缺乏创造力，您的实践是怎样的？
田连元：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内容上，文革前创作较多，但是文革后大家的兴奋点都在挖掘、整理传统书目，无暇顾及创作新评书。目前旧的基本被整理完结，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创作的时候了。对于现代史，我总是蠢蠢欲动，我的想法是试图搞一部现代评书。最近的一部书里我尝试着将道具变成了雕塑群，舞台上有一扇大门，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我走进门中，门内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雕塑群，拍摄时甚至使用了大摇臂，推拉摇转几乎全用上了。但是录这样的东西非常的费钱，探索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新闻周刊：雪村的音乐评书非常的火，您认为这是评书吗？
田连元：这根本不是评书，音乐故事还差不多。但是雪村挂着音乐评书的噱头，说明评书还是代表民族和大众的。
新闻周刊：您对评书的前途乐观吗？
田连元：对于现状我不满意，但如果问我评书还能活多久，我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存在，因为人不可能不听故事。 ■
评书之渊源
广义地说，民间说书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而现代意义上的评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评书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进行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以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已多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穿长衫。
评书以长篇大书为主，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仍以长篇大书为主流。评书的传授方式一直是将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口传心记，师父传给徒弟，徒弟记在心里再传给自己的徒弟，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散失了。
相传北京评书艺术的第一代艺人是王鸿兴，王原来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在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流变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今日学书的“苦孩子”
本刊记者/王晨波
26岁的张金山，可能是京城里最年轻的说书先生。
每个周二到周五的下午，他要在北京大栅栏的广德楼说一个小时的书，在这里他可以得到零星的掌声和勉强糊口的收入——在六年前这些还是不可想象的，当时酷爱评书的他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心中渴望着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高中毕业后，张金山从河北的一个小乡村只身闯荡北京，简单的行李就是一本《评书的艺术》，这还是他17岁那年去鞍山曲艺团拜师时，评书大师刘兰芳送给他的。
初到北京，张金山决定先打工挣钱再拜师学艺。但没找着工作的他却先从中国文联“骗”出了刘兰芳的电话，事实证明这个电话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那一年，激动而迷茫的他“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给‘恩师’打电话”，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的评书梦和矢志不渝的决心。这种等待和“煎熬”终于最终感动了刘兰芳，他获得了上门求教的许可。“只有苦孩子才能学说书，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刘兰芳眼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苦孩子创造奇迹的故事，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刘学艺，没有听众就在公园里给游人说书，没有时间就边洗碗边默背，没有钱就饥一顿饱一顿……
“我只想站在台上说书。”对于张金山而言，没有评书就没有生活。他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喜剧之王》中的周星驰，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痴迷，一样的执着。他反复地强调着评书的魅力，就在记者送他回家的路上，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评书与做人的道理，在热闹杂乱的大栅栏商业街上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
在北京，张几乎没有同龄的同行，甚至就连同行都非常少。“许多人都改行了，干这行太苦太难了。
如今，中午时分走到街上，偶尔也可以飘过来一声田连元的念白或是连丽如一串“叮玲玲咔嚓嚓”象声词渲染，但那只能是从出租车里传出的。每天中午忠实地把收音机调到评书频道的听众，大概只剩下出租车司机们了。坐在出租车里的乘客，这时往往也会跟着听上一两段。没什么不好听的，听起来还是蛮有趣的。但是，为什么平常就想不起来听它了呢？
傅彪改行：评书在突围中沦陷
10月26日，第四届中国曲艺节在北京拉开大幕，这是中国传统的曲艺在新世纪首次集体亮相舞台。对于许多人而言，翻开节目单就如同打开记忆的闸门，众多已经蒙了一层灰尘的传统艺术映入眼帘：评书评话、相声、数来宝、苏州弹词、四川清音、上海说唱、京韵大鼓……
这是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一次集体发力。这样的机会非常珍贵，因为显而易见，传统曲艺正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就如同产生了手枪之后，武士阶层就开始默默地在枪声中消失一样，古老的传统艺术也开始在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渐渐老去。
今年8月，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推销单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MP3版，搞了一场评书商业秀，结果引来了400人抢购和更多人的围观。那天单田芳听到最多的话是“我是听着您的评书长大的。”然而困扰制作者和销售者的问题却是，像MP3这样的软件消费以青年人为主，评书的听众却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不拥有电脑或其他播放MP3的工具。
评书似乎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禁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北京著名的评书艺人田占义的两个徒弟都已经改行，其中一个就是最近几年迅速走红的演员傅彪。“傅彪跟我学了五年多的评书，后来还是走进了影视圈。”田占义与傅彪的师徒感情非常之好，傅彪现在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恩师，但显然他已经远离了评书。著名的评书艺术家田连元更是直言不讳：“很多人给我写信要学评书，我告诉他们干这个太苦了，太清贫，别学这个了！”
这是评书圈里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著名评书大师连阔如之女连丽如面对这种现象感慨万千：“我们这拨出了名的说书人基本上都有子女，但是没有一个在学评书的。”她认为评书的断层“不只断了一代，简直太让人痛心了”。
事实上，只有一个因素在决定这些传统的生死存亡，那就是大众的需要。“观众需要它就活，观众抛弃，它就只有死。”连丽如如是说。
“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
“卫福喜：……挣不上买三个杂和面饼子的钱，我干吗卖力气呢？我疯啦？
“邹福远：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这是老舍著名话剧《茶馆》里的一段经典对白，剧中这对说评书的师兄弟在牢骚中爆发了对于当时评书命运的担忧以及不满。
今天，竟是如此惊人地与历史相似，在许多评书艺人和评迷们之中，这种情绪又一次深深地流露出来。
评书这东西，没有偶然成功的可能，都是从小苦练苦熬出来的，这与当今的流行文化不同，它从来没有暴发户。在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看来，评书是形式最简单而内涵最深奥的东西，“就一个人站在一张桌前说事儿，谁都能，但是说好就是难于上青天。”
刚刚从美国演出回来的连派评书的传人连丽如，对于学评书之难记忆犹新：从17岁开始学书的她，一开始就是“口传心授”，没有什么文字，“靠的就是脑子”。令同行叫绝的是连丽如对《三国》的熟稔，她能够全文背诵曹植的《铜雀台赋》，在与记者对谈中，她将三国的书情书理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全是他父亲连阔如的亲传。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艺人的探书之深，传书之严。
事实上，许多传世评书都是几代人的心血。著名扬州评话世家王少堂三代人都研究武松在《水浒》中的那十回，被称为《武十回》，精雕细刻达到极致，一招一式都是经过很多人很多年的积累和发挥。 “传统的说书先生一般都只说非常少的书，他们追求的就是艺术上的精进。但是在今天，这种执着是罕见的。”田连元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汤景寿教授开玩笑说：旧时的评书艺人是打出来的，稍晚一辈是骂出来的，而现在只能哄了。“哄谁呢？现在的年轻人？”汤意味深长地说。
名家着火评书受冷
今年5月份，应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高等学府及华人社团的邀请，连丽如赴美登台献艺。在洛杉矶这个美国娱乐业的心脏，连丽如的表演让观众们久久不肯离去。
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感到太多的兴奋，加州桑特芭芭拉大学遇笑容（音译）教授告诉她，没有想到竟然在美国看到连的表演，当他在中国时，找一个听书的地方都难，更别说现场听到名家说书了。
连丽如认为，目前评书后继乏人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书馆的消失。在她的记忆中，传统的说书人都是在书馆里成长起来的。深有同感的刘兰芳也认为评书就是书馆艺术，没有书馆就没有评书。观众在书馆中培养，新人在书馆中练艺成长，评书在不同书馆的竞争中争奇斗艳共同繁荣。但是，“原来这种适于评书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文革以及后来的商业大潮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连丽如说。就京城而言，目前只有在大栅栏的两家茶馆可以现场听书了。过去书馆都是成片出现的，就如同今天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建立在说书技艺的比拼上。“只有说得最好的生意才最好。”连丽如回忆说。
虽然没有了书馆，可眼下评书大师们却一个比一个忙——他们都在忙着录评书节目。在这个年事已高的圈子里，十一期间几乎没有人休息，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录书。事实上，越是接近评书这个并不大的圈子，就越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大师们的“火”和评书艺术的“冷”。单田方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萧建路拿出了自己的长远规划：“在单老72岁封刀之前，我们还准备每年再录几部书。”一个有趣的构想是，让单田芳到欧洲实地去说二战史，“资料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资金还在筹。”
但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空虚红火。大师们心里最看重的还是书馆。“要是开书馆，我能说过一个曲艺团。”连丽如说。但是当被问到对于评书明天的看法时，她却开始沉默。
“事实上，祸根就埋在20年前，当评书最火的时候，评书已经开始衰落。”田战义直言不讳。同样，连丽如也认为，广播也好，电视也好，传媒虽然使得评书的传播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却最终害了评书。首当其冲的就是传媒对评书任意的阉割，评书被随意地安排在各种晚会的边角地里；评书的自暴自弃是在不被尊重的环境里开始的。
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危机是，评书如同摇滚，是一门极为强调现场的艺术，但是今天的新人已经只能在广播电视中学书了。
“评书还会活着，但它会越来越差。”这是连丽如在接受采访后得出的悲观结论。
商业大兵拯救评书？
这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古老行当。在评书圈中，有两派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拯救评书。一派以连丽如等人为代表，他们希望恢复书馆，以传统的方式来复兴评书；另一派以单田芳为代表，这位圈中公认最富商业精神的说书人已经将自己的很多部书做成了录像带、电台专用带和电视剧。他要走出一条商业化的拯救评书之路。
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始做电视评书。公司总经理萧建路当时雄心勃勃，在两年之内拍成了《隋唐演义》、《百年风云》、《大明英列》、《白眉大侠》等一千多集的电视评书。“这些足够在全国的电视台播三年。”萧建路说。
但是，他能决定的是拍多少书，却决定不了评书的价格。这一千多集的评书花去了500多万元的成本，平均每集5000元，发行的价格竟然每集只有区区160块钱。让他不能理解的是，电视台根本就不重视评书，几乎都在垃圾时间播放。这样低价卖出的评书还很难拉到跟片广告，电视评书就更难以为继。后来他又投资将评书拍成电视剧，但是在港台武打片的冲击下，纷纷折本。这样公司的经营很快陷入了困境，1997年时一度关门歇业。“要不是喜欢评书，我早干别的了。”萧说。现在，他们的评书几乎以免费的价格进入全国各地的许多电台，但前提是这些评书的节目广告归他们。这样才“不亏不赚，勉强凑合”。
让“商业大兵”来拯救评书，看来也还只是个美好梦想。如果恢复书馆现在做不到，商业手段看来也不大灵光，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拯救评书？有人说，可以让评书返回乡镇，重新进入到现场中，获得活力；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节庆聚会的时候，请个评书艺人来献艺？这不是又助了兴，又扶持了评书，一举两得？实际上，已经有人在电台中用说评书的方式来说广告。也有人在设想，把评书加上节奏，不就是中国版的“RAP”说唱吗？说不准真能吸引今天的年轻人？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也是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记忆中，评书曾是那样地兴盛。当年在《中国文化报》评出的20世纪中国十大娱乐事件中，她的《岳飞传》与费城交响乐、卡拉OK、样板戏同样的富有深意和影响。然而，当年听评书的听众们虽然还健在，他们的孩子们却已把评书视作古董了。是评书退步太快了？还是社会变化太快了？ ■
田连元：“评书不会死”
本刊记者/王晨波
田连元，第一位将评书引入电视的表演艺术家。1985年他的评书联播《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试播成功，此后他的名字便和电视评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田从五六岁时就开始接触评书，他记得当年跟父亲去书馆，父亲在台上说书，他就在书桌下听书，听到兴奋处就总想伸出头看，但是只要他一伸头，父亲就打他一扇子，让他老老实实不许动。弹指一挥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新闻周刊：许多人是听着评书长大的，但是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评书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沦为边缘的娱乐形式。
田连元：沉沉浮浮是评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先说说评书在当代历史上经过的几个阶段：解放前后，评书最初走进了广播，当时以天津艺人陈志和的《聊斋》为代表的古典评书兴起；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掀起了说新书的高潮，袁阔成先生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赤胆忠心》，李鑫荃的《红岩》，这些人的新评书拥有了大量的听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评书作为“四旧”之列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陷入停顿；文革后，刘兰芳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新闻周刊：那么您眼中中国评书艺术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田连元：很显然，万人空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很自然的。
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评书已经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他们认为这是一门衰老的艺术。
田连元：我不同意，我就经常收到中小学生、大学生的信，评书一直是广播里收听率最高的节目。评书有它固定的受众群，我认为评书的受众群本身就是稳定的，它不像现在许多如摇滚、电子音乐那么闹，非常适合心静的观众。
新闻周刊：面对国内外流行艺术的巨大冲击，评书能否守住自己的阵脚？
田连元：评书具有不可取代性，这门艺术主要是通过一个人、一人多角的方式讲述故事，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 “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自己的哈姆雷特”，每个人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自己的历史人物形象，评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充分的发挥想象的空间。
新闻周刊：任何一门艺术都要在继承与创新中求得发展，但是今天评书似乎缺乏创造力，您的实践是怎样的？
田连元：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内容上，文革前创作较多，但是文革后大家的兴奋点都在挖掘、整理传统书目，无暇顾及创作新评书。目前旧的基本被整理完结，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创作的时候了。对于现代史，我总是蠢蠢欲动，我的想法是试图搞一部现代评书。最近的一部书里我尝试着将道具变成了雕塑群，舞台上有一扇大门，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我走进门中，门内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雕塑群，拍摄时甚至使用了大摇臂，推拉摇转几乎全用上了。但是录这样的东西非常的费钱，探索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新闻周刊：雪村的音乐评书非常的火，您认为这是评书吗？
田连元：这根本不是评书，音乐故事还差不多。但是雪村挂着音乐评书的噱头，说明评书还是代表民族和大众的。
新闻周刊：您对评书的前途乐观吗？
田连元：对于现状我不满意，但如果问我评书还能活多久，我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存在，因为人不可能不听故事。 ■
评书之渊源
广义地说，民间说书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而现代意义上的评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评书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进行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以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已多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穿长衫。
评书以长篇大书为主，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仍以长篇大书为主流。评书的传授方式一直是将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口传心记，师父传给徒弟，徒弟记在心里再传给自己的徒弟，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散失了。
相传北京评书艺术的第一代艺人是王鸿兴，王原来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在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流变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今日学书的“苦孩子”
本刊记者/王晨波
26岁的张金山，可能是京城里最年轻的说书先生。
每个周二到周五的下午，他要在北京大栅栏的广德楼说一个小时的书，在这里他可以得到零星的掌声和勉强糊口的收入——在六年前这些还是不可想象的，当时酷爱评书的他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心中渴望着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高中毕业后，张金山从河北的一个小乡村只身闯荡北京，简单的行李就是一本《评书的艺术》，这还是他17岁那年去鞍山曲艺团拜师时，评书大师刘兰芳送给他的。
初到北京，张金山决定先打工挣钱再拜师学艺。但没找着工作的他却先从中国文联“骗”出了刘兰芳的电话，事实证明这个电话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那一年，激动而迷茫的他“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给‘恩师’打电话”，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的评书梦和矢志不渝的决心。这种等待和“煎熬”终于最终感动了刘兰芳，他获得了上门求教的许可。“只有苦孩子才能学说书，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刘兰芳眼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苦孩子创造奇迹的故事，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刘学艺，没有听众就在公园里给游人说书，没有时间就边洗碗边默背，没有钱就饥一顿饱一顿……
“我只想站在台上说书。”对于张金山而言，没有评书就没有生活。他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喜剧之王》中的周星驰，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痴迷，一样的执着。他反复地强调着评书的魅力，就在记者送他回家的路上，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评书与做人的道理，在热闹杂乱的大栅栏商业街上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
在北京，张几乎没有同龄的同行，甚至就连同行都非常少。“许多人都改行了，干这行太苦太难了。
- 作者： love36188ok 2005年11月18日, 星期五 17:4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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